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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学问要“经世济民”不能当空头经济学家——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刘诗白

12月22日,第四届刘诗白经济学奖(2018)颁奖典礼暨《刘诗白选集》发布会在北京举行。《刘诗白选集》13卷、17册,近500万字,收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刘诗白教授70多年来的著述、论文及手稿。

12月22日,93岁的刘诗白教授在北京接受了记者的专访。

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汇集刘诗白一生主要著作的《刘诗白选集》共13卷。

核心观点》》》

●不能当空头经济学家,做学问要服务国家,服务社会

●任何改革创新都要有突破。没有突破,那还叫改革吗?

●坚持借鉴前人和国外经济学成果,但不盲目照搬;坚持党和政府制定的重大原则,但不生搬硬造

●为啥衣服一夜之间有了不同花色?鞋子有了更多尺码?脸盆有了新图案?这就是改革的力量

记者:纵观您的学术研究历程,四个阶段比较清晰,第一阶段是在1958年提出集体生产要以小队为基础;第二阶段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,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、所有制形式的多样性、公有制具体形式的多层次性的“三性”观点;第三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,提出产权新理论,推动国有企业改革;第四阶段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,提出在新的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劳动价值论的新观点。

四个阶段,共同特征都是国民经济遭遇困难、改革遇到阻力的时候。所以,有人把您称为改革型的经济学家,您怎么看?

刘诗白:你总结得很好。我的学术研究和成果,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,都是针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问题而提出的,这就是问题导向,也可以说是另一种“生于忧患”。

以上世纪50年代末期为例,当时受到极左思维影响,我国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,搞大公社、大食堂、“一大二公”,受此影响,群众的自主权利被很大程度剥夺,农民种田,连种什么都不能自己决定,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,国民经济陷入极度困难。

在改革开放的推进过程中,旧的问题解决了,新的问题又不断涌现,各种观点争执不休,社会各界难以达成共识,改革的合力难以形成,困境难以突破,全社会都很焦灼,很迷茫、很困惑。

记者:在困难时刻挺身而出,提出解决方案,肯定会顶着很大的风险和压力,是什么力量支撑您这样做?

刘诗白:思维的惯性、利益的藩篱、权力的制约,三股势力,都可能成为改革的阻力。面对这些压力,澄清认识的迷雾,让国家的航船回到正确的轨道,恰好是经济学家的使命。

古人讲要“经世济民”,意思是使社会繁荣,百姓安乐,这是古代贤士的立世准则和读书人的最高理想,提倡将个人的知识、能力奉献社会,将个人的成才抱负融入为广大人民造福之中。

作为一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,自从进入这个领域,几十年来,我一直牢记先贤教导,不当空头经济学家,强调学问的实践价值,把治学和治国有机联系起来,服务国家,服务社会。

经济学家不是神,其最大的价值就是比别人看得远一些,发现得早一些,发现别人一时看不到的东西,为国家为社会当好参谋。

记者:这些新理论、新思路的实际效果如何?

刘诗白:效果是非常明显的。比如,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,实现了企业权责利的统一,企业的积极性一下子提高了。为啥衣服一夜之间有了不同花色?鞋厂的鞋子有了更多尺码?脸盆厂的脸盆有了新图案?这就是改革的力量。

记者:从“集体生产要以小队为基础”到“三性”论等理论的提出,我们想知道,这些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是如何产生的?

刘诗白:理论并不是坐在书房里空想出来的,而是从实践中来的。我一直强调深入实际,调查研究。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,我每年都有大量时间扎根在基层农村、工厂调研。

记得曾在简阳调研期间,有一次一住就是半年,每个月只有18斤口粮,半年瘦了十多斤。体重降低了,对基层的了解却增加了,和工农的结合更紧密了。通过深入调查研究,一方面我了解到基层的问题,同时也发现了一些基层的智慧,特别是他们应对问题的办法。

在此基础上,我进行总结提炼,形成正式材料,后期获得高层的认可,进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,从而一条“基层探索-学者提炼-高层认可-全面推广”的路径就形成了,我的很多理论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形成的。

记者:有没有遇到过基层提炼出的经验,不被高层认可或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的情况?

刘诗白:基本没有这种情况出现。我的所有观点,都是兼顾了党的主张、人民的呼声,并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。我不偏向任何一方,即不唯上、不唯书、不唯外,更不唯下,坚持从实践中来,同时又高于实践,对实践有指导价值;坚持借鉴前人和国外经济学成果,但不盲目照搬;坚持党和政府制定的重大原则,但不生搬硬造。

记者:一种新观点、新理论的提出,势必受到质疑和挑战,您如何面对压力?

刘诗白:任何改革创新,都要有突破。没有突破,那还叫改革吗?改革过程中,有质疑、有争论,很正常。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原有事物理解不全面;另一方面是人们不知道还有更好的。全面论证、解释、引入新观点,平息争论,就是学者的责任所在。

面对压力和质疑,我的态度很鲜明。第一,这些观点有群众基础,是民心所盼;第二,这些观点得到党委政府认可,是党的主张;第三,符合经济学一般规律,有理论基础。

刘诗白与第四届“刘诗白经济学奖”获奖者合影

记者:听说您亲自参与、见证了新中国第一家民营银行的诞生?

刘诗白:是的。那是1986年。西南财经大学的几位老师,其中就包括1982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的张炜,他后来留校任教,1986年任汇通银行副总经理,1989年任总经理。他们联合发起了设立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的提议。

发起教师将这一想法报告给学校党委后,包括我在内的学校党委成员都很支持。这是因为,我们也长期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,金融体制改革也是其重要的研究领域,一直支持金融业企业化,支持扩大金融机构的自主权。

随即,学校将这个新举措向四川省委省政府报告,得到省委省政府的同意和肯定,并得到人民银行成都市分行批准。

10月16日,挂牌当天,成都正是秋高气爽的收获季节,时任四川省长蒋民宽和我一起为银行揭牌。毫不夸张地说,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声春雷。

这一家银行诞生的时间,要比后来认定的中国大陆第一家由民间资本设立的全国性商业银行——中国民生银行股份公司诞生早10年。

挂牌当天,消息就传遍了全世界。 西方很多主流媒体都对这件事进行了报道。

记者一下子站在全世界的聚光灯下,步子迈得那么大,当时心里是不是有很大压力?

刘诗白:压力确实有,因为步子迈得确实很大,当时国家有些部委还派人来查,但是我“不虚”(编者注:四川方言,不心虚、不怕的意思)。有省委省政府给我撑腰,没啥子好怕的。

遗憾的是,这家银行因后期经营不善,2000年1月,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撤销,其资产和合法负债由成都市商业银行接收。

虽然存在时间只有10多年,但成都汇通城市合作银行是四川金融体制改革的产物,它的出现,打破了以前“大一统”的银行体制,扩大了银行自主经营权,有改善银行运行效率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等作用,标志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,其在中国金融业发展史,乃至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

记者:在不同阶段、不同时代、不同领域,有没有一条理论主线贯穿始终?

刘诗白: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,同时引进市场机制,是贯穿我理论研究的一条主线,这是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的主线。

多年来,我一直倡导,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就是要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,在此基础上,引进市场机制,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,这两只手都不能偏废。

记者:从您的履历来看,你前期喜欢文学,后期又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哲学,这两门学科,对经济学研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?

刘诗白:文学的情怀、哲学的方法和经济的目标,是我学术体系的三块基石,尤其是哲学教会我,要坚持辩证地看待问题,要坚持全面的、系统的、相对的、多样的、变化的观点。

我的很多理论,都是在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建立的。

记者: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。在新的历史节点上,中国经济也面临很多新挑战,您对此有怎样的看法?

刘诗白:现在我们确实面临不小的困难,但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,危机并存,危中有机。对中国的经济发展,我们要有信心,要有底气。

记者:机遇在哪里?刘诗白:一是在内部,中国是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,目前人均GDP超8000美元,只要把这个市场潜力充分挖掘出来,调动起来,就可以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。二是在改革,要大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,激发发展的活力和动力。

在我看来,未来一段时间,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依然在。这点我们一定要有信心。外部压力越大,我们越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,越是要坚持改革开放。不能乱了阵脚。

记者:进入晚年,您还继续关注经济热点问题吗?

刘诗白:作为“90后”,我现在每天要看6份报纸,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、经济日报、参考消息、四川日报、成都商报,每天都关注国内外的重大新闻。和你们四川日报打交道的时间最长,几十年了,上世纪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,就开始在川报上发表文章。除此之外,我还玩IPAD,微信,这些都是我获取信息的渠道。

记者: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现在还出去走走吗?

刘诗白:现在不走了,每天上午,写点读书笔记,午睡后,看书看报。我现在坚持“不旅游、不出国、不开会”的“三不原则”,时间宝贵,要好好安排。

12月22日,刘诗白(右)在颁奖典礼现场,向参会的经济学家赠书

文章来源:http://www.dz169.net/2018/1224/105005.shtml